汪丁丁：成员多于150人，微信群“品质”必将下滑，为什么？
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先做一个小调查：
你总共加入了多少个微信群？
处于活跃状态的微信群比例大概是？
你将多少微信群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
你是否曾想过微信群规模与社交舒适度之间的关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已习惯同时接收许多人的消息，或是将一个消息广播给许多人，但牛津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邓巴尔早在2012年就曾指出，随着互联网规模的扩展，每个人能够维持的纽带关系的品质将迅速下降，最终导致关系难以持续。换而言之，每一个人能够维持的群体规模都存在上限，在邓巴尔看来，这一上限的数值为150人。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汪丁丁在使用微信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观察了自己加入的600多个微信群的日常，并最终发现，对他而言“邓巴尔极限简直是不可逾越的”。他从人类的生活和情感模式出发，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逐渐形成最适合自己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微信群结构”。
此为“汪丁丁的微信观察”系列的第一篇，腾云 经授权发布。未来，汪丁丁将分享更多基于微信的观察与研究，敬请期待。
情感模式：微信群规模与社会脑假说
作者/著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汪丁丁
情
感是“由内及外”的。最内在和最深层的是“自我”——意识的和无意识的（ego and unconscious）。互联网是“由外及内”的，基于话语交往、表达欲望和认知能力。最外在和最表层的是“传媒技术”——视觉的和听觉的，将来可能有触觉的、味觉的和嗅觉的，统合之后可以有真正的“VR”技术。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有许多寓意，我至少可以说，互联网扩展了我的自我意识于是我愿意它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也因此，所谓“ego-centric network”（以有意识的自我为中心的网络），是很贴切的名称。
根据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介绍的原理，当一个人的“自我中心网络”扩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他的情感不可能平均分摊给网络里的每一个邻居，于是，对他与多数邻居的关系而言，情感的冷漠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行为经济学讲义
汪丁丁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在演化视角下，人类社会有三类网络结构，即“洞穴人”的网络结构、“小世界”的网络结构、和“完全随机”的网络结构。
完全随机联结的社会网络，我称之为“冷漠世界”——此处，社会网络的冷漠化没有贬义。任何“自我中心网络”，只要足够广泛，通常包含许多“他我”（alters）。古今中外皆同，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所谓“友谊圈”（friendship circles）拓扑结构，正是基于这许多“自我”和“他我”的差序格局（参阅：汪丁丁，2011年，《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
冷漠化的网络纽带涵盖了人际交往的三类纽带关系当中的两类，其一是“以金钱为媒介的关系”，其二是“以权力为媒介的关系”。第三类关系是“以情感为媒介的关系”，这类关系纽带是情感的而不是冷漠的。
需要注意的是，冷漠的和情感的纽带，不能对应于实证研究者们常用的“弱纽带”和“强纽带”。这是因为，情感纽带可以是弱纽带——即单位时段内交流频率足够低的人际关系），也可以是强纽带——即单位时段内保持足够频繁交流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人际关系可以有很高甚至极高的交流频率（强纽带），也可以有很低的交流频率（弱纽带）。
每一个微信群，例如，人数保持在一百五十以上的，根据邓巴尔（R. I. M. Dunbar）的著名研究，每一个体配置于其它个体的认知（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能力必定被摊薄。又如果一个人同时是若干微信群的成员，那么，平行于邓巴尔关于认知能力与群体规模的关系，我推测，个人能够投入于他人的情感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展而摊薄。所以，他能够维持情感纽带的，来自他参加的全部微信群，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人。
以牛津大学最重要的演化生物学家邓巴尔命名的定律，是他长期研究“社会性哺乳动物”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之后，迟至199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命题，正式名称是“社会脑”假说（参阅图1和图2）。
图1. 由大脑皮质占身体比重决定的灵长类群体规模，预期的人类最大群体规模在100人至200人之间，又称为“邓巴尔极限”（取自：R. I. M. Dunbar，2003，“the social brain ---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社会脑——演化视角下的心智，语言，与社会，《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人类学年鉴，Vol. 32，pp. 163-181）。
横坐标注释：根据已知人类遗址出土的五万年时段内头颅容量均值估算的新皮质与脑皮质其余部分之比，简称“新皮质相对比重”。纵坐标注释：实测的灵长类各种群的平均规模，实心圆代表类人猿各族群的平均规模，空心圆代表人猿各族群的平均规模，方形代表人类各族群的平均规模。数据来自 Leslie Aiello and R. I. M. Dunbar，1993，“neocortex size, group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新皮质规模，群体规模，和语言的演化，《Current Anthropology》当代人类学，Vol. 34，No. 2，pp. 18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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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图1，以150人为极限，利用图1所用数据回归得到的群体平均规模与新皮质相对比重之间统计关系预期的类人猿社会群体规模与演化时间之间的关系。横坐标注释：以“百万年”为时间单位。原文作者提醒读者：似乎从一百万年前开始，社会群体的规模呈现指数型上升趋势。邓巴尔的推测是，这一指数型扩展很可能由于人类形成了语言能力。
关于互联网时代自我中心网络的邓巴尔限度，参阅：（1）《Online Social Networks: Human Cognitive Constraints in Facebook and Twitter Personal Graphs》在线社会网络：脸书和推特个人图景中的人类认知约束，Robin I.M. Dunbar，et. al.，eds.，2015，Elsevier Inc.；（2）Robin Dunbar，2010，《How Many Friends Does One Person Need --- Dunbars Number and Other Evolutionary Quirks》一个人需要多少朋友 —— 邓巴尔数以及其它演化论轶事，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哈佛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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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至今的二十年里，他持续发表的几十篇研究报告，令人信服地确立了这一命题在互联网时代的适用性（可参阅图3）。
图3. 解释灵长类超常大脑的不同假说，取自 R. I. M. Dunbar，2012，“social cognition on the Internet --- testing constraints on social network size”互联网上的社会认知 —— 检验社会网络规模约束，《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Biological Sciences》 皇家学会通讯生物科学卷， Vol. 367，No. 1599，New thinking：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gnition 新思考：人类认知的演化，5 August 2012，pp. 2192-2201）。此处列出用来解释灵长类为何演化形成超大的新皮质（large neocortex）的三项相互竞争的假说：
（1）“个体发育”约束（constraints to ontogenetic）假说——可分解为神经组织的周期（neurogenic cycles）、身体尺寸（body size）、寿命（longevity），这三项因素的发展或维持对适存度（fitness）没有直接影响；
（2）生态环境假说（ecological hypotheses）——可分解为“心智图景”（mental maps）和“饮食”（diet）两类因素，其中，心智图景可分解为关于短期资源的（ephemeral resources）图景和关于活动范围的（range size）图景，饮食来源可分解为嵌入环境的（embedded resources）和试错过程的（trial+error learning）。这两类生态因素，通过食物摄取率，直接影响个体的适存度；
（3）“社会”假说（social hypotheses）——可分解为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马基雅维利策略技能（Machiavellian skills）、社会情感纽带（social bonding），在这三项因素中，“社会学习”与上述第（2）假说中的“试错过程”相互作用，并且，“马基雅维利策略技能”影响食物摄取率和择偶率从而直接影响个体适存度。
现在注意，“社会情感纽带”通过猎食率对适存度产生间接影响。根据邓巴尔2011年文章的论证（参阅：R. I. M. Dunbar，2011，“evolutionary basis of the social brain”社会脑的演化基础，in Decety and Cacioppo,eds.,《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Neuroscience》社会神经科学牛津手册，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对适存度产生足够强烈正效应的大脑新皮质的扩张，可视为新皮质扩张的演化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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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尔2012年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通讯》的文章，结论是：尽管互联网技术使人们可以同时知晓许多人的消息并将一个人的消息广播给许多人，但已有论据表明，随着互联网规模的扩展，每个人能够维持的纽带关系的品质将迅速下降以致难以持续。除非，他指出，除非伴随着网络扩展的是“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的扩展。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与每一有网络关系的人维持面对面交往需要个人投入太多的时间。虚拟的人际交往一旦返回现实，我们遇到的，就仍是数亿年至数万年之前演化形成的“邓巴尔极限”（即每一个人能够维持的群体规模的上限在100人至200人之间），可参阅图1及说明。
中国已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一位中国人通过移动设备维持的社会网络规模超过邓巴尔极限了吗？我的观察是，继续上面的描述，我的iPad在数据备份时显示，我参加的微信群总数大约六百，其中，足够活跃的微信群数目不超过二十，在活跃的微信群当中，被我设置为“消息免打扰”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经常关注我在“朋友圈”发布的图片及评论的人数，据我观察，不会超过五十。当我与群友探讨学术思想问题时，围绕我提出的议题，我通常只能与五人相互争辩而无暇顾及更多群友的批评。因此，对我而言，邓巴尔极限简直是不可逾越的。
我应立即补充说明：
（1）在我的理解里，邓巴尔极限之所以成立，主要 60 26450 60 15989 0 0 2604 0 0:00:10 0:00:06 0:00:04 3030为我们的情感生活不应被摊薄到趋于零。虽然，邓巴尔定律主要的根据是认知能力对群体规模的限制。晚近的脑科学研究表明，社会认知与社会情感，有不同的（或不完全重叠）功能脑区。粗略估计，我们每天每月每年的时间，大约三分之一配置于“睡眠”或“私己事务”（即纯粹意义的“自我”活动），三分之一配置于“工作”（即维持生命所需的资源获取活动），还有三分之一配置于“亲友”（即基于情感的社会活动）。
如果没有现代生产和生活技术的支持，上述用于“工作”的时间可能占我们生命的三分之二以上。例如，非洲大象的记忆力超常——这是维持超大规模群体的必要条件，却因为觅食时间占生命的百分之八十，故而象群规模难以超过一百头大象这一极限。由此可见，生命个体的有限时间，在漫长演化过程中是最根本的约束条件，经济活动和任何其它领域的活动，皆受限于这一约束；
（2）我们每一个人有两方面的情感，其一曰“个性”（斯密称之为“自利情操”），其二曰“群性”（斯密称之为“利他情操”）。惟其如此，我们这样的动物被分类为“社会性哺乳动物”。群性演化成为有利于人类繁衍的核心特性，过程异常曲折（参阅：汪丁丁，2017年，《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世纪文景出版集团）。不论如何，个性与群性兼而有之，在五万年前逐渐凸显为人类的竞争优势。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论证（参阅：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刘军宁主编《公共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人类群体的规模取决于协调分工与合作的制度费用是否足够低廉。
又根据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学分析》（参阅汪丁丁为这本书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1版撰写的序言，上海世纪集团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2版），任何合约的费用可分解为三类，即“第一方监督”（基于道德自律或内疚或羞愧或任何其它情感模式）、“第二方监督”（基于合约参与各方相互威胁的能力）、“第三方监督”（基于利益无关方强制合约实施的能力）的费用。我们从数学推演可知，参与合作的个体的心理结构，在合作秩序的视角下，存在某种最佳的个性与群性的比例使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总费用最小；
（3）仿真研究表明，群性完全消失的个体之间合作的费用远高于有适度群性的个体之间合作的费用（参阅：汪丁丁，2011年，《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究其原因，是因为哪怕仅仅两名个体之间的合作也充满着信息不对称性从而需要合作各方分享信息，也因此，群体的认知能力远高于个体的。
就简单情形而言，我喜欢引用张维迎常讲的例：甲和乙两人夜间挖土，甲在阴影里挖土，乙在月光下挖土，乙偷懒的概率远低于甲，故而，制度安排应使甲的收入更多来自“利润”而使乙的收入更多来自“工资”。当然，在现实世界里，诸如“家庭”，或任何组织内部的绝大多数分工并不这样简单，工作效率主要靠团队成员的“自觉”，而自觉的程度密切依赖于团队成员对团队的认同感。如果夫妻之间情感冷漠，双方就很难防止消极的“怠工”行为。
如果没有情感投入，我与我参加的数百微信群的数千成员当中绝大多数之间的冷漠化纽带关系仍有必要维持。例如，对我而言，自动接收和保存这些人发布的信息，积累足够长时间，可使我的iPad上的微信成为远比“百度”搜索引擎更适合我的搜索引擎。因此，理性的选择是，每一个人应逐渐形成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微信群结构。在这一结构之内，他与几十人之间维持着情感纽带，同时与其他人之间有几乎完全自动维持从而不需要投入个人时间的信息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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